贞观二十年六月初三，李承乾的信到了。

杜荷当时正坐在公主府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面，手里端着一杯凉茶，看着薛仁贵劈柴。薛仁贵劈了快两年的柴，斧子在他手里已经不像工具了，更像一件长在胳膊上的附件。他一斧子下去，柴块裂成均匀的两半，断口齐整得跟用尺子量过似的。裂开的木茬子在六月下午的阳光里泛着一层淡黄色的光。

城阳在廊下缝一件小孩的衣裳。不是他们的小孩。是右藏署王元轨家刚生的那个闺女满月了，城阳说要送一件亲手缝的。她的针脚比去年好多了，走线又直又密，缝出来的衣领子圆得像个标准的半圈。

杜荷偶尔抬头看她一眼。阳光从廊檐下面斜着漏进去，在她的头发边上描了一道金边。她把针往头发上抹了一下，继续低头缝。手腕上那只银镯子在袖口下面若隐若现。那是她六岁那年长孙皇后给她戴上的。跟她从不离身。

这个下午安静得像是被泡在一大缸温吞水里。六月的风吹在脸上是软的。槐花的季节刚过，树枝上挂着些零碎的残瓣，偶尔有一两片飘下来落在杜荷的肩膀上。他不去拂。就让它们待着。

然后门被敲响了。

不是正门。是偏院的侧门。那个门只有郑方会敲。但郑方敲门是两长一短的节奏，这次是一声接一声，不急，但不停。像有人用指节在门板上写一个字。写了一遍，又在同一个地方重新描了一遍。

薛仁贵的斧子停了。他把斧柄攥紧了一寸，偏头看了一眼杜荷。杜荷放下茶杯，站起来走向侧门。

拉开门，外面站着一个他不认识的人。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中年人。穿的不是官服，是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青布长衫。袖口磨出了线头。鞋面上沾着干了的泥，不是长安城的黄土，是一种发红发黏的土。杜荷在辽东见过那种土。在辽东和黔州都见过。

中年人从怀里掏出一封信。信封是寻常的麻纸，封口处用了蜡，蜡上压了一个印。不是官印。是一颗很小很窄的私章。因为太窄了所以看不清刻的是什么字。

“杜先生，这封信是从黔州来的。有人托我送到你手上。那人说，‘臣在黔州一切都好。活着。勿念。’但他让我见你的时候不要跟你说这句话。他让我跟你说的是另外一句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‘最近的夜里，有人在我窗户外头站着。不是黔州本地人。说长安口音。’”

杜荷把信封接过去。中年人行了一礼转身走了。

他关上门，走到石桌旁边坐下。没有马上拆信。他先看了一眼薛仁贵。

“薛仁贵，你刚才劈了几根柴？”

“二十三根。从先生坐下到开门。二十三根。”

“你数着？”

“劈柴的时候不数柴会歪。斧子也会歪。而且，”薛仁贵把斧子搁下，“送这封信的人从黔州走到长安至少要走四十天。四十天前是四月底。四月底他在窗户外头发现了长安口音的人。先生在五月初收到他第一封信。他在第一封信里没有提这件事。这一封突然提了。”

杜荷看着他。这个在辽东的蛇窝里趴过三天三夜的人，对危险的嗅觉从来不需要解释。

杜荷拆开了信封。

信纸不是李承乾常用的那种白麻纸。是黔州县学的粗纸，一面光一面糙，糙的那面还夹着细小的草秆碎屑。字迹是李承乾的，但跟去年那封信比起来有了一种说不清的变化。笔画比以前硬了，直了，但拐弯的地方多了一种迟疑。像一个人在写字的时候，耳朵一直在听窗户外面的动静。

信的开头跟往常一样：臣在黔州一切安好。县学的学生增至三十余人。最近开始教‘孟子’。有一个孩子问臣，“为什么梁惠王问了孟子那么多问题，最后还是没有听孟子的”。臣想了很久，回了他一句话：因为梁惠王身边的人告诉他，听孟子的，你就不是王了。那孩子又问，“那梁惠王身边的人是谁”。臣说不知道。臣知道他不能说。

杜荷读到这里停了。他把信纸放在石桌上用手指压着。六月的风把纸边吹得微微翘起来。

“他教的那个孩子就是他在第一封信里说的那个‘让我想起了一个人’的孩子。”

“想起谁？”薛仁贵问。

“他自己。李承乾八岁的时候也喜欢问这种问题。那时候长孙皇后还在，他每天从东宫跑去立政殿问他母后为什么皇帝必须是正确的。皇后每次都答不上来，他就很得意。”

他接着往下读。

信的第二段从‘臣最近读了一本书’开始。然后是五百字的读书心得。写的全是‘汉书?诸侯王表’的内容。枯燥得能让人打瞌睡，引经据典一个接一个，每一句都像是从书里直接抄下来的。杜荷逐字逐句看了一遍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